那个夏天我们知青第一次分家了。富蓉、文英、小梅和我，我们四个人被生产队安插在邓家槽谢大伯家，我觉得非常称心
这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山凼凼，左边那片青杠林像一道绿色的天然屏障，屋后是更高的山，仰头可见茂密的原始老林在起伏连绵间与天宇相连。谢大伯家的木屋正座山谷之中，被屋后葱翠的竹林掩映着。屋前是一片开阔的庄稼地，一条明晃晃的小路在中间蜿蜒，顺着它一直朝前，可以走出这座山。
谢大伯一家三口，独生女儿二曼跟我同岁，成天喜欢跟我们知青打堆。一双乌黑的大眼睛，喜欢在我刷牙时眯缝着死盯不转。每天清晨，她会牵着那头黄牛到青杠林那座山上去放。傍晚时分，二曼妈总会站在晒坝里长声吆吆地朝着山上喊：
“二——二呐！牵牛回来——”
不一会儿，二曼的身影就会出现在那片山坡上。钻出林子的她每次都会扛上一大捆柴禾，再伴着那一路好听的牛铃铛回家。
谢大伯房前有一块干净平整的大晒坝，身体瘦弱的他每天都会蹲在坝子里忙碌着各种各样的竹编活。我喜欢站在旁边欣赏：只要那把篾刀在手，不一会儿功夫，他就会将一根翠色的长竹，变成一把柔软精致的细篾，抓在手里悠颤得如蝶飞舞。
我们几个最开心的时光就是晚饭后往晒坝里一坐。那时，清朗的夜空罩着寂静的山谷，院落里洒落一地柔柔的月光。只要我手中那把紫檀木月琴叮叮咚咚地一响，欢快的歌声马上就会在那片天空下久久地回荡。我们会随心所欲地翻唱当时在知青中流行的所有歌曲，我们会在歌声中暂时忘却身心的疲累。
不过那时最开心的事，还是红鼻子邮递员的到来。
记忆中，矮小墩实的他总是戴顶旧得发白的蓝布帽，一双满是泥土的胶鞋依稀可辨曾经的绿色。同样发白的中山装在汗流浃背间敞开来，被一个又破又旧的大邮袋往下拽扯着。那时，只要他拄着棍子的身影在青杠堡那道山梁上一出现，我们就会在下面欢呼起来。
在我们的簇拥下，他那张疲惫的脸会笑得稀烂，长时间地朝我们露着那口忠厚的黄牙。当他不紧不慢地从大邮袋里把一份份欣喜给我们分发开来时，二曼妈就会去烧火为他煮荷包蛋或冲点包谷米酒之类的，然后在隔壁大声地邀他进屋坐。
其实我很少有信，常常只能眼羡地看着她们独占一隅做幸福状。这时，坐在二曼家门口休息的红鼻子就会歉意地看着我，不太敢笑，憨憨的样子。我知道，一定是我失望的表情让他感到像似自己犯了错
终于有一天我的手上也盼来了家书，是一个牛皮纸的自制信封。当红鼻子兴冲冲地将它第一个递到我手上时，我能感觉到他的如释重负。喜出望外的我连声对他说着谢谢，赶快迫不及待地学她们那样躲到一边去做状——信是妈妈写的，只有短短的一页。她说，没有路费，叫我这个热天就不要回了。
小梅她们走后，队里只剩下孤零零的我。叮叮咚咚的月琴再也弹不出往日的欢乐，进进出出间我都像似丢了魂。每天收工回来累得连饭都不想做，懒懒地躺在床上，心比房子还空。
一天，住在周家山的农妇夏大姐请我晚上去她家帮忙，让我代写书信给她那个在水银厂里服刑的男人。这事以前都是小梅她们在做。我怕狗，也不会走夜路。事先她答应好会送我，于是我如约而至。任务完成得令她相当满意，帮忙的报酬是老规矩：一碗自制的豆瓣酱。